关税的“经济”冲击：GTAP模型测算

摘要

美国“对等关税”政策落地，引发全球资本市场剧烈震荡。对等关税将对中美和全球经济产生多大冲击？从特朗普2.0的现实约束和美国历史上七次“贸易战”的经验看，后续将如何演绎？

一、关税的“经济”冲击：GTAP模型测算

（一）对等关税的“政策逻辑”：目标集中在解决贸易逆差和提高关税收入

对等关税在政策目标上关注贸易逆差和关税收入，但在政策执行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反复无常及投机主义特征。“对等关税”最早由纳瓦罗（Navarro）在2019年提出，主要瞄准7大经济体，目的是降低贸易依赖度、减少贸易赤字，此次对等关税方案也由纳瓦罗主导推出。

美国的关税税率及提升速度已超过“大萧条”时期。对等关税落地后(4月9日版本)，美国平均关税税率升至27%，超过1930年代初的20%。对等关税导致美国平均关税税率上升斜率更陡，短期内提升25个点，19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关税仅使美国平均税率上升6个点。

若考虑豁免，美国对中国关税税率可降低4个点。美国政府在对等关税政策中颁布了五类豁免清单：（1）通信、捐赠、和其他；（2）已由232条关税加征的钢、铝和汽车;（3）铜、药品、半导体和木材制品；（4）未来可能受232条款关税约束的物品。豁免产品影响较低。

（二）对等关税的“经济”冲击：综合三种测算方式，美国GDP损失最高可达3个百分点

综合三种测算方式，对华加征125%关税、对全球加征10%关税，对美国GDP的冲击或达3个百分点。关税通过消费、投资、财政、贸易四个途径影响美国经济。关税大幅上升时，消费者的价格敏感性会可能表现出非线性变化，进一步提高关税对美国的边际影响可能降低。

结合GTAP模型及外资机构的测算，关税或使美国通胀增速短期内上涨1.4个百分点。2018年洗衣机关税落地后，美国洗衣机价格增速在5个月内出现快速跳涨，涨幅与关税税率基本持平，价格增速上涨维持了9个月，随后下跌，间隔17个月后降至原有增速水平。

对等关税预计可在2025年创造约2170亿美元收入，使赤字率降低至5.7%，缓解债务压力。关税的目标是多维的，财政收入是一个中长期考虑。考虑进口需求的弹性后，赤字规模或压降至1.7万美元。但若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财政收入降低，社保支出扩大仍可能抬升赤字。

（三）本轮“贸易战”的可能演绎：内外多重约束影响谈判时长

各方立场影响升级或谈判的可能，内外多重约束影响谈判时长。内部，特朗普面临四重约束：法律约束、选民约束、市场约束和经济约束。特朗普在IEEPA方面缺乏实质性约束，但面临较强的市场和经济约束。外部，依赖于国力的比较、各国与美国和中国的地缘和经济依赖程度。

要素禀赋等结构性因素决定均衡关税水平。基于结果导向原则，均衡关税税率将取决于贸易平衡目标。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开放程度、要素禀赋和制度等各方面的差异，最终可能会以差别关税的形式体现出来，即美国对其他国家征收的税率大于等于其他国家对美国征收的关税。

历史上经验上看，贸易战将如何告终？1890年以来美国共实施过7次大型贸易战，均为共和党总统发起，贸易战的终局有三种情形：一是国内反对，执政党选举失败，如斯穆特霍利关税；二是美国达成目标，如美日贸易战，但此类贸易战范围较小；三是WTO框架下裁决美国违法。

风险提示

地缘政治冲突升级；美国经济放缓超预期；美联储再次转“鹰”

“对等关税”一石激起千层浪。对等关税将对中美和全球经济产生多大冲击？从美国历史上七次“贸易战”的经验和现实约束看，后续将如何演绎？

（一）政策逻辑：解决贸易逆差和提高关税收入

对等关税在政策目标上关注解决贸易逆差和提高关税收入，但在政策执行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反复无常及投机主义特征。对等关税最早由纳瓦罗在2019年提出，今年对等关税方案也由纳瓦罗主导。在纳瓦罗2019年5月发布的《对等关税法：就业与贸易赤字影响》中，纳瓦罗将对等关税目标集中在中国、印度、欧盟等7个经济上，主要目标是脱钩与降低贸易赤字；在降低贸易赤字的问题上，降低双边关税并非最优选择，提高税率更容易降低贸易逆差。2018年后，亚洲经济体对美逆差大幅上升，相比与欧洲经济体，同等贸易赤字下，美国对亚洲经济体征收的对等关税更高。

对等关税与前期加征关税相比存在性质差异。美国本轮关税有三大目标，一是纠正不公平贸易，二是增加关税收入，三是用于国内政策谈判。具体关税措施可分为三类：全球关税、特定国家关税以及特定行业关税，三类关税同步实施。全球关税，主要指全球对等关税；国别关税，或通过301条款等方式实施，主要针对关键竞争对手；行业关税，旨在取代补贴型产业政策，通过关税引导制造业回流。4月2日对等关税瞄准长期问题，与前期的关税具有性质差异。

对等关税落地后，美国平均关税税率升至27%，关税抬升速度及水平超过1930年代水平。1930年霍利斯穆特关税落地后，美国关税税率仅从14%上升至20%，斜率更平缓。截至4月10日，以2024年贸易权重计算，美国平均关税率可能从2024年的 2.4% 升至 27%。对华方面，贸易战1.0后，美对华加权关税税率达12%，今年2月及3月，美国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对华共加征20%额外关税；4月3日，美国宣布对华额外加征34%关税；4月9日宣布再度额外加征50%关税；同日，特朗普进一步宣布对中国额外关税税率加征至125%；4月10日，特朗普政府明确对华额外关税为145%，自此，美国对中加权关税升至157%。

考虑豁免产品后，对华关税税率轻微降低约4个点。在对等关税实施的同时，特朗普政府提供了四类豁免清单：（1）通信、捐赠、信息材料和其他相关物品；（2）已由232条关税加征25%关税的钢、铝和汽车及零部件;（3）铜、药品、半导体和木材制品；（4）未来可能受232条款关税约束的所有物品;（5）能源和其他在美国不可用的矿物。考虑豁免产品后，美国对中国加征税率降低约4个点，影响较低。

（二）经济影响：关税或使美国GDP下跌3个点

本文综合GTAP模型、弹性测算、外资机构预测三种方式判断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4月2日版本（场景一）的对等关税短期或导致美国GDP下降1.3个百分点；如果所有国家对等反击（场景三）将导致美国GDP下降2.2个百分点。按照4月9日最新版本，如果美国对中国加征125个百分点、对其他70余国加征10个百分点、中国反击美国84个百分点，短期可致美国GDP下跌5.7个点、长期下跌2.8个百分点 。

基于弹性的测算显示，对等关税可能使美国GDP降低2.9个百分点。美国关税通过4个途径影响美国经济：一是消费端，进口价格上升导致消费下跌；二是投资端，企业中间品进口价上升，压缩企业利润，降低投资，政策不确定性降低投资；三是关税收入增加，带来财政收缩；四是出口、进口同降。通过四个影响渠道测算，美国平均关税税率抬升10%对应GDP下跌0.8个百分点。以4月9日对等关税情形估算，美国对中国加征125%，对其他国家加征10%，将使美国平均关税税率抬升25个点，对应GDP跌幅约为2.9个百分点。

外资机构预计，关税可能导致美国GDP下跌1个百分点左右。4月9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加征125%关税，对其他国家加征10%关税，以此情形评估，耶鲁预算实验室和税务基金会预计美国GDP将下跌0.85到1.1个百分点左右。综合GTAP模型、弹性测算、外资机构预测三种方式，美国GDP或下跌3个百分点。

结合GTAP模型及外资机构的测算，关税可能导致美国通胀上涨1.4个百分点。2018年经验显示，关税对通胀增速构成一次性冲击。2018年2月，美国对洗衣机征收最低20%的关税，美国洗衣机价格增速在五个月内出现快速跳涨，涨幅与关税税率接近，达22个百分点。价格上涨维持了9个月，随后下跌，间隔17个月后降至原有增速。历史经验显示，若关税进一步加大，需警惕衰退风险。胡佛总统于1930年6月签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美国关税税率提高至20%，加剧了美国经济衰退，关税在美国经济走弱的基础上产生需求收缩效应，美国CPI增速从1930年4月0.6%降至1931年11月-10.4%。

关税预计可为美国政府创造217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将使赤字率降低至5.7%，短期内或可降低债务担忧。由于替代效应的存在，当关税增加时，进口量也会下降。标准情形下，关税弹性为-1，表示关税上调10个百分点，可能导致进口减少10%，从而限制潜在的关税收入。综合而言，特朗普各项关税措施或能在2025年创造约2170亿美元关税收入，静态情形下可使赤字规模压降至1.7万美元，降至2023年水平，但若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分母降低，保障类支出扩大仍可能抬升赤字规模

（三）可能演绎：内外多重约束影响谈判时长

美国谈判博弈策略及各国反应逻辑或影响谈判进程。美国关税谈判策略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只与各国逐个进行双边谈判，而非多边协议；二是若贸易伙伴报复，美国则增加关税；三是若贸易伙伴让步，美国则可相应降低税率。各国反制逻辑则存在差异，截至4月9日，中国、欧盟、加拿大等做出反制；印度、越南等14个经济体均表态愿意做出让步，如越南提出可将关税降至零的条件。然而由于经济结构的差异，美国的贸易逆差无法仅通过零关税协定来解决，意味着美国或将要求他国在商品采购、地缘等问题上做出更大让步。

特朗普在法律层面缺乏实质性约束力量，主要受到市场风险的制约。特朗普面临四重约束：法律约束、选民约束、市场约束和经济约束。法律层面上，IEEPA的特征导致其难以被限制。一是IEEPA授予总统的权力模糊而宽泛；二是缺少时间制约。截至2024年1月，历届总统已宣布69个国家紧急状态，其中39个仍处于有效状态，最长的紧急状态已经持续了五十年。三是IEEPA使用范围不断扩大，特朗普首次将IEEPA应用于关税实施，法律层面缺乏实质性约束特朗普的力量。但若金融市场风险继续扩大，或使特朗普政府阶段性放缓关税力度。

1890年以来，美国对全球发起的三次贸易战未有成功先例，但美国四年左右的政治周期导致负面反馈难以快速到来。1890年以来，美国对外共实施过7次大型的贸易战，均为共和党总统发起。贸易战的终局有三种：一是美国国内反对声音加大，执政党选举失败，美国主动退出高关税，如麦金利关税、丁格利关税、斯穆特霍利三次全球关税战；二是美国达成贸易战目标，主动停战，如1980年代美日贸易冲突，此类贸易战范围小，目标集中，与今年情形差别较大；三是WTO框架下裁决美国违法，如2002年美欧钢铁贸易战。与2025年情形较为接近的是二战前的三次高关税，但美国四年左右的政治周期导致关税彻底缓和难以快速到来。短期内制约特朗普的力量或更多地集中在金融市场风险上。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一、对等关税在政策执行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反复无常的特点，后续仍存不确定性。“对等关税”的构想最早由纳瓦罗在2019年提出，主要瞄准7大经济体，目的是降低贸易依赖度、减少贸易赤字，此次对等关税方案也由纳瓦罗主导推出。

二、综合三种测算方式，美国对华征收125%关税、对全球加征10%关税，对美国GDP的冲击或为3个百分点。关税通过消费、投资、财政、贸易四个途径影响美国经济。关税大幅上升时，消费者的价格敏感性会可能表现出非线性变化，进一步提高关税对美国的边际影响可能降低。

三、结合GTAP模型及外资机构的测算，关税或使美国通胀增速短期内上涨1.4个百分点。2018年洗衣机关税落地后，美国洗衣机价格增速在5个月内出现快速跳涨，涨幅与关税税率基本持平，价格增速上涨维持了9个月，随后下跌，间隔17个月后降至原有增速水平。

风险提示

1、地缘政治冲突升级。俄乌冲突尚未终结，巴以冲突又起波澜。地缘政治冲突或加剧原油价格波动，扰乱全球“去通胀”进程和“软着陆”预期。

2、美国经济放缓超预期。关注美国就业、消费走弱风险。

3、美联储超预期转“鹰”。若美国通胀展现出更大韧性，可能会影响美联储未来降息节奏。

内容节选自申万宏源宏观研究报告《关税的“经济”冲击：GTAP模型测算》，证券分析师：赵伟陈达飞赵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