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与GP如何双赢

LP与GP的博弈

资本向新，产业向质——是资本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窄门，在新的周期转换中，我们可能需要放弃以往的路径依赖，积极拥抱变化，寻找新的突破口。

过去一年，投资行业的周期性特征愈发明显，对于投资行业而言，在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的背景下，坚信价值投资显得尤为重要。2024年，作为股权投资行业“源头活水”的母基金行业，也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母基金设立如雨后春笋，引导基金迈入千亿时代，地方母基金大爆发，这也是国资全面进入产业上下游的一年。在此背景下，国资力量使得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展现出更多的活力与潜力，推动并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崛起。

7月9日，融中财经2024（第七届）有限合伙人峰会于北京四季酒店盛大举办。由融中财经传媒、融中财经母基金研究院主办、融中财经、融中财经咨询协办。本届峰会以“产融兼资”为话题，融中财经携手全球财经政要、投资圈和产业界的大咖新秀，共同探讨产业下的创新投资，资本向新、产业向质，与最具创造力的人共同穿越窄门。

会上，华义创投合伙人任文泽作为主持人，南沙产投总经理李雨桐、澳银资本总经理、主管合伙人吕梦可、海南自贸港基金总经理赵现明、河北高速天呈投资董事长郑温雅作为嘉宾围绕“相辅相成，GP与LP的竞与合”为主题进行了精彩的讨论。

以下为本次论坛的主要内容，由融中财经整理。

LP对GP的要求

任文泽：欢迎各位来到本场论坛，我也很荣幸担任本场论坛的主持人，我是华义创投的任文泽，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是GP/LP的竞与合，相辅相成，GP和LP的关系，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核心，也是构成行业的生态，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很高兴跟各位来探讨比较重要的话题。

今天在座各位都是在各自领域做得非常出色的基金管理人和领导者，各位见解对我们台下观众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开始讨论之前也请各位简单做一个机构和自我的介绍，也方便台下观众认识一下大家。

李雨桐：深感荣幸能获邀出席此次盛会，并借此宝贵机会与诸位会面。在此，我谨代表个人及我所属的广州南沙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大家作一简要介绍。南沙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南沙科创母基金的受托管理机构，迄今为止，公司已成功携手约50位社会投资机构合作设立了多支子基金。自去年起，南沙科创母基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聚焦于“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战略导向，积极遴选并扶持天使类子基金，旨在助力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快速成长，推动区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

吕梦可：谢谢融中财经，我是澳银资本吕梦可，澳银品牌2003年在新西兰成立的，起始资本来自家族信托母基金，2009年我们正式进入到中国，至今已经15年的历史，我们的标签就是：投早投小，投科技以及投管并重，我们是一家专注在医疗和硬科技赛道精品化的投资管理人。

赵现明：感谢主持人，我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基金 总经理赵现明，我们公司管理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资基金，总规模100亿，2022年5月份开始运作，截至目前整整运作了两年，这两年的时间，我们总共支持19只子基金设立，子基金总计规模超过136亿。海南自贸港基金是当下正在运作并且实际出资的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我们管理公司也是银河证券全资子公司银河创新资本和海南省财政集团合资设立了一个管理公司（海南财金银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这个管理公司按照省政府要求落实省委省政府重大依托，由银河证券市场化团队按照市场化方式来进行运作，在这里我也欢迎各位能够到海南看一看，为海南做投资贡献，也欢迎来申报。

郑温雅：我是来自河北高速天呈投资的董事长郑温雅。感谢融中财经峰会邀请，得以在这儿跟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和分享。河北天呈投资是河北高速集团的合资子公司，他是以河北高速集团产融协同，助推1+N产业实施战略投资为导向，以高速集团产业链为支撑，主要是做以基础设施、新兴产业和高速智慧交通等领域来进行产业投资，我们天呈投资成立的时间很短，我们目前只是做LP，没有做基金管理人，在投资方面也是一个小学生正在进行学习。目前我们的投资只是刚刚起步。

任文泽：感谢各位介绍，相信各位也有所感觉，现在LP构成相对于十年前还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十年前母基金LP包括子基金LP目的是以追求财务回报市场化投资人为主，现在感觉是以政府性、政策性包括国资LP为主，在基金设立过程中，母基金被赋予除了财务回报和收益之外更多其他的任务，比如说配合政府的招商落地，比如说配合政府去落一些政府比较感兴趣的项目，可能还有其他额外的诉求，母基金管理人现阶段背负了更多的任务，也请母基金管理人分享一下各位在挑选GP，如何根据自己的诉求筛选GP的，有哪些GP特点是大家比较关注、感兴趣的，也可以分享一下GP的哪些特点是大家不太能够接受的。

李雨桐：我们对GP管理人的偏好，其根本源自对政府引导基金自身职能的深刻剖析与理解。传统上，政府引导基金的定义较为单一，即不以单纯盈利为目标，而侧重于引导性出资。当前，市场反馈显示，众多GP面临挑战，其核心在于如何平衡多重目标——“既要、又要、还要”的困境，对此我们亦感同身受。作为受托管理机构，我们的角色需灵活转换，既要立足国资视角，为地方产业发展布局与规划，又要深入市场化GP立场，考量基金运营的内在特性。

迄今为止，我们的合作伙伴群体已基本满足既定标准。展望未来，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我们倾向于具备资产处理能力的GP管理人。回顾一级股权市场的发展历程，曾历经辉煌高峰，而后的市场调整与回调，使得业界普遍感受到寒意，这是市场规律的体现。过往，部分GP较为依赖货币资金的粗放式投资模式，享受了市场红利，然而红利正逐渐消退。因此，我们更加珍视那些具备资产处理能力的合作伙伴。

基金投资以往侧重于货币资金的运用，但被投资企业的首要需求实为生产要素。因此，能否提供合理的生产要素及高效转化货币资金为生产要素的能力，成为考量GP的重要因素。过去，市场对被投资标的的评估标准已有所变化。特别是针对早期、小微企业的投资，直接要求其承担转化任务显然不切实际。这一过程中，所需的能力与属性更多地转移至专注于早期、小微企业投资的天使投资机构。在学习与解读科技创新相关政策（如“科技创新17条”）时，我们注意到新型投资机构的概念正逐步突破传统GP、自律机构及货币投资人的界限。新型投资人不仅需具备后端资产变现能力，更需在前端展现将货币转化为生产要素的卓越能力。

鉴于此，我们在遴选市场化GP时，评价标准也有所变化。不同于以往侧重于业绩、DPI等，我们还将更加细致地考察其与本地的链接、是否具备投资本地项目的经验以及是否对本地产业链有深刻的理解等全方位的能力，以确保投资活动能够更加精准、高效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

任文泽：谢谢李总给我们提了一个很新的概念，有资产处置能力的GP，会受到李总的关注。

赵现明：海南省GDP九千多亿，虽然不是发达地区，但是有一些政策高地与自然特色属性，包括生物医药、商业航天、南繁育种等。我们在遴选子基金管理人总结了一些思考，传统意义上的头部财务投资机构不是我们的主流目标，这样的机构更适合在一线城市募集基金，打中五到十倍收益的项目。我们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海南不具备这样的环境，这类机构就不是我们的首选，目前自贸港基金定义为招商基金，在选择管理人的时候，如果只是管理团队过往业绩投了一些知名项目，不能证明在海南具备可落地性，例如现在有一些头部管理人，都在北上广深，他都是飞行工作的模式，对于海南来说并不适合，海南需要管理人具有能够长期服务海南的意愿和资源匹配。

我们现在关注的有以下几类：

首先子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方本身在岛内有一些产业，比如说旅游文体，航空航天、深海科技等领域已有实体经营的产业，如果管理人申请，自贸港基金是愿意给他出资的，因为他能够运用子基金投资在海南省内的关联方，更快地发挥基金的杠杆效用，达到实质性运营效果，子基金未来通过低成本退出方式，在基金给予他支持，三年零利息回购，五年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回购，这样的CVC我们是比较欢迎的，只要能对海南的产业发展提供帮助。

另外，我们也重点关注子基金可以应用自贸港的特殊政策的大力支持，例如生物医药（博鳌乐城真实世界研究与先行先试）、商业航天、南繁育种等。

此外，子基金管理人可能是一些大机构出来的管理团队组建的公司，现在募资环境比较难，在海南我们愿意给这样的机构出钱，当然关键点是需要管理人在海南深耕，能够证明管理人已经在海南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除了以上的子基金管理人，由于海南地理位置处于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南亚之间，自贸港基金目前也在谋划设立一些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双边基金，服务自贸港与东南亚国家的优势产业融合。比如海南省作为东南亚的桥头堡都有很多招商引资政策，银河证券收购了马来西亚联昌公司以后，在新马泰、印尼有将近3000名员工，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网，也能够帮助我们的管理人做双边基金。

前段时间银河证券带领几个自贸港基金拟设子基金和招商引资企业前往马来西亚进行了调研，我们这个产业转移到泰国是成本最低的，新加坡本来经济很好，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大家听说比较多，实际上人均GDP比北上广深都要高。印尼有3.5亿人口，我们现在也在推动一些管理人能够募双边的钱，对双边产业转移、投资做一些动作、亮点，如果子基金管理人有相关的产业资源可以发掘新的亮点，也是我们优选欢迎的。

郑温雅：我们作为国有投资企业，在我们选择GP过程中，第一点我们要考虑GP投资策略和风险偏好是否和我们公司相契合，跟我们公司投资策略和风险偏好相契合。

其次我们要考虑GP专业性，团队专业性和过往业绩，我们本身利用高速集团资金上的优势，低成本融资包括充裕的现金流和良好的声誉，这个优势来做投资，这个我们肯定是要考虑的。

再一个我们要考虑他在投资过程中的合规性，是否依法依规运作，因为是国有企业，合规是第一要素，不能出现其他不合规操作。

我们还需要考虑投后赋能和投后管理，投后赋能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被投企业的赋能，还有一方面对于LP的赋能，作为高速集团他的产业是比较单一的，主要就是高速路和高速路相关的产业，比如像服务区的产业。我们也想通过投资能够从里面寻找好的标的来进行并购，并不是说像海南政府引导基金去要求产业落地，我们并没有这种需求，如果这里面有好的标的资产我们是会考虑并购助推高速集团1+N的实施，这个是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还有一个天呈投资成立的时间比较短，还需要考虑公司成员的培养，还有投资透明度和沟通，这个也很关键，信息沟通作为GP和LP之间的沟通交流，这个对于投资包括被投企业以后的投资管理也非常重要。

退出能力，对他所管理的资产、投入的资产最后退出是否有能力，在适当时机去退出。还有考虑回报还有现金流，DPI回流，这都是在选择GP过程中考虑的。

LP与GP如何求同存异

任文泽：下一个探讨的议题是关于GP和LP差异化诉求，各位基金管理人在日常工作过程中，就是跟GP、LP打交道，在日常工作过程中会面临各种各样跟合作伙伴当中意见、理念、利益诉求不一致的地方，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在合作前期可能是关于投资策略，基金期限，这方面差异，可能在投后管理上我遇到的GP和LP差异化诉求就更多，比如某一个项目，LP觉得该退的时候GP就应该退。GP可能会觉得如果持有时间再长一点，可能会给LP创造更大的回报，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包括信息披露的冲突，LP肯定是希望信息越全面越好，GP出于保密考虑，就不愿意披露太详细的信息。

请教各位基金管理人，在面临跟合作伙伴冲突的时候，各位一般是如何做的，有没有对各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李雨桐：截至目前，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GP（普通合伙人）与LP（有限合伙人）之间的冲突尚属温和，各方能够维持良好的默契与共识。至于您方才提及的议题，在过往数年间，其引发的争议确实更为显著。国有LP（有限合伙人）群体正处于一个成长阶段，由起初的少数参与者逐步壮大，现已成为市场的主流力量。同时，市场化GP（普通合伙人）亦已完成自身的转型升级与心态调适，近年来，较少听闻其因返投要求或相关条款而导致募资难题的抱怨，这也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些难以适应当前与国有资本合作模式的市场化GP，其实力与影响力在近年来已显著减弱。

相比之下，那些仍坚持积极募资、投资的市场化机构，他们对引导基金所设定的条款以及政府旨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初衷抱有深刻理解与认同。我们认为，市场化GP在这一过程中付出了不懈努力，他们深入探索并理解了我们区域特有的产业链结构，鉴于各地优势产业的差异性，这些GP均展现出扎根学习、积极融入的态度。

就我个人观察而言，至少在南沙新区，LP与GP之间的关系目前呈现出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这对于促进区域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吕梦可：我们LP类型有两类，一类是政府引导基金，还有一类是高净值社会LP，跟社会LP磨合现在已经非常融洽了，跟我们长期伴随着很多年的LP。

政府出资人可能会有时间期限的要求，这是很难避免的问题。实际情况，我们最长一个项目守了12年，早期投资到最后伴随着上市退出；但是从政府出资人角度，他们可能也有自身的时间限制，因此无法给出较长时间宽限。面对这种情况，有的政府出资人会有回购退出条款，政府出资人投资基金大多不是纯收益角度考虑，因此政策条款上会给出一个较低的利率回购选择权。澳银非常擅长DPI管理，我们可以做到能够快速现金回流，所以与其说是回购，不如说是用基金回款的资金来购买政府出资人的份额，对剩余的社会LP来说既不会有额外出资也会有杠杆的倍数放大，对政府LP也可以做到尽快地退出，对我们管理人来说退出的动力也会更强。

赵现明：我们在管理海南自贸港基金的时候，整体感觉作为政府引导基金与子基金管理人的冲突还是挺大的，海南是经济没有那么发达，政府对基金是有比较强的要求，希望能够通过市场化子基金招一批明星或者链主的企业，在整个大环境都在招商的情况下，很多时候会把这个压力传导给子基金管理人。

在筛选管理人的时候，第一个要充分沟通，把预期说清楚，我们基金的定位就是为海南服务的，我给你出资的比例是30%，马上要调整到40%，省市联动可以到50%、60%，大部分钱都是政府出的，对管理人要求比较明确，对来海南申请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人，很多时候会有观念上的改变，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更愿意支持你本身在海南有产业，你愿意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模式加深做强做深你的产业，或者你在省外有资源，你愿意招商，都是我们欢迎的。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省政府对招商有明确的想法，希望招明星项目或者链主项目，我们不再单单看子基金返投五个项目或者六个项目，这个时候我们管理人是有一个沟通的，我希望你能够招一些明星项目，招项目是需要调动很多资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作为基金主要出资人我们可以协调，主动帮你跑市里、省里的关系，这都没问题。当你完成了明星项目、链主项目的招商以后，我是愿意满足你的诉求，你就可以投市场化项目，甚至投一些高风险项目。

郑温雅：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作为投资人来说，在投资之前会跟GP进行反复沟通交流，在投资之前我们肯定要做尽调，在尽调过程中就会去了解GP各方面的情况，通过了解这些情况，对你所投的基金，他各个方面包括投资策略、投资期限、退出期限包括他投资的方向、各个方面包括投资团队能力，这些都有充分的了解，因为你进行了充分的尽调，财务方面，以往业绩都做了财务和法务的尽调，也会跟GP进行反复沟通，在反复沟通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些诉求写在合同里面，很多事情是可以依据合同解决的，当出现不同诉求的时候，可以依据合同去解决，在合同里面没有规定的，我们也可以沟通，进行沟通之后达到双方共同的愿望，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

在我们做GP调研过程中有很多基金里面比如投资期都是三年，他可以通过投资人大会延长一年，包括退出期也是这样的规定，既然有了这样的规定，我们的沟通，你们在投资之前就有了这样的沟通，我们是能够接受的，在投资过程中，尤其是退出这一块，双方进行沟通比如再延长，如果他是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对双方都有好处，双方都可以进行和退步，大家都各让一步达成共同的诉求，我认为这不是什么问题。

如何有效募资

任文泽：谢谢郑总，GP和LP的关系是比较复杂和微妙的，基金管理人也给出非常有益的共识。现在行业内卷，募资卷，投资也卷，包括内部管理也卷，优秀基金管理人们都不缺乏创新，下面我们想探讨的话题，在各位职业生涯中有没有对各位比较深刻的案例，比如GP在募资的时候有什么创新点让募资更有效，投资的时候有没有创新点让他更有效发掘好的资产，这个是募资和投资方面的创新点。

吕梦可：对于LP来说更关注的就是退出部分，也谈不上是创新，我们会更主动地尤其是与政府LP去谈关于回购前置性条件，在募资的时候就给LP未来退出的规划，对社会LP又有一些可预见性的，比如后续如果政府退出了，相应收益杠杆是不是可以给到社会LP，政府就能够早一点完成资金回笼，这是我们在募资端口设计的条款条件，在实际应用中有一些政府LP还是比较认可这个部分的，并不是强制性条款，更多是可选择的条件，相对来说对募资的推动还是比较有利的。

李雨桐：各地政府引导基金的总体框架与核心条款，其设立初衷虽保持一致，但在实际操作中，鉴于各地产业发展导向的差异及国有资本的独特性，往往会融入特定的激励性条款。我们曾广泛研究全国多地政府引导基金的奖励机制，发现他们普遍采取向市场化GP（普通合伙人）管理人让利的策略，以激励其积极参与。然而，这些让利措施均附带了多样化的前置条件，这体现了地方政策引导的灵活性与针对性。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观察到众多GP管理人展现出高度的精细化管理能力，在选择LP（有限合伙人）时，他们会深入细致地分析各地独特的奖励或让利政策，以寻求最佳的资源配置与协同效应。这种精细化的策略不仅有助于GP实现多元化发展，也促进了资本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据我所知，广州政府引导基金实施的三年平价退出机制，其内含的让利条款对市场化GP而言极具吸引力。这一机制不仅为市场化GP提供了退出通道，还为其后续在其他地方政府融资或募集资金时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该机制还促进了与市场化GP管理人的良好互动，通过完成本地返投要求并实现平价退出，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合作关系。

在此，我们诚挚邀请对广州南沙发展充满兴趣的市场化GP管理人，积极申请参与我们的政府引导基金项目。目前，我们既提供天使投资也涵盖创业投资，且对天使投资的支持力度更大，最高出资比例可达50%。

赵现明：海南做省级政府引导基金做得比较晚，我们在前期做的过程中，更多借鉴市场中其他省市的经验，对海南有利的我们就拿过来用，在运作过程中有两点体会，第一点在海南投了一些管理人，他投的企业就是关联方，对于这一类管理人我们是鼓励的，使用我们资金加速产业落地，他想要的可能是低成本资金或者是通过跟省级政府引导基金，跟省里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是能够提供的，管理人投关联方在海南我们是鼓励的，唯一要关注就是定价和资产安全的问题。

另外一类，海南是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面向东南亚，4月份马来西亚召开了K20峰会，马来西亚总理也出席了，要大力发展创投产业，整个东南亚创投产业去年实缴出资只有几十亿，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也跟马来西亚财政部国库司基金做了深入的沟通，他们也愿意对国内基金管理人或者有志于投资双边管理人进行出资，通过对东南亚的产业调研，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制造出海的非常多，在这个背景下一些管理人通过募集双边的钱来投资有利于双边的产业领域，是值得鼓励的亮点，这个是我在自贸港运作过程中的两个心得。

展望未来

任文泽：作为本场最后一个话题，各位嘉宾认为未来GP核心能力圈是什么，包括什么样的GP才能持续留在牌桌上，有一些老牌机构他积累了一些品牌和经验，但是他有文化传承和人才更新的问题，包括新起来的机构，也面临着如何积累自己的团队，如何成为后起之秀这类问题，也请各位嘉宾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李雨桐：在中国，未来一级市场投资领域预计将持续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与过往基于牌照制度的模式不同，未来的投资工具、组织架构及整体体系将趋于多元化，催生出一系列新兴架构主体与参与者的涌现。您之前提及的问题，若进一步聚焦，则涉及当前持牌机构及GP（普通合伙人）应如何适应并应对这一变化。我个人认为，关键在于深入理解产业逻辑与生产要素，这不仅是响应国家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号召，也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过往，我们习惯于将价值与生产要素货币化，但未来，这种转化方式或将发生根本性变革，直接实现生产要素向价值的转化。鉴于中间货币资金体系在解决资金源头问题上的局限性，我们需积极探索新的活水源头。

在近期的一次闭门论坛上，有资深专家深刻探讨了如何激活资金流动性的问题，引发了在场市场化GP的广泛共鸣。他们普遍反映，无论是通过市场渠道还是政府引导基金、国企产业基金等途径筹集资金，均面临不小的挑战。

对于负责政府引导基金或拥有国企产业基金的受托管理机构而言，资金来源问题尤为棘手。在资金规模难以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转向高质量发展路径，其核心在于高效利用每一笔资金，减少不必要的转化环节，因为每一环节的增加都意味着资源的浪费。

以水资源为例，若从元素视角审视，自然界中的水循环并无浪费之说。然而，在人类社会中，淡水资源的浪费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样地，政府货币资金的投资也需精细管理，确保资金流向高效转化的渠道。当前，若资金未能有效转化为生产要素，即被视为浪费国资资源，这体现了严格的审计标准。在过去市场繁荣时期，资金流动迅速且高效，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了市场与经济的活力。然而，在当前缺乏新增稳定资金流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更加精细地挖掘每一分钱的价值，直接提升生产要素的转化能力。因此，GP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与要求，而GP与LP（有限合伙人）则需携手共进，共同探索这一新的发展路径。

吕梦可：个人认为如果想做好一只基金，投资和退出都很重要；想要长期做好，每个管理人应该思考你究竟擅长的是什么，把擅长的转化为一个长期可运作的模式，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拿澳银举例，我们做的是精品化早期投资基金，会受到规模的限制，我们擅长的部分是项目管理、退出，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高效，能够把资金使用效率提高，投资速度要快、退出效率也是要保证的，澳银追求的是复利效应。每只基金我们计划五年左右DPI到1，五年一周期，老基金的退出配合着新基金的启动，对长期合作的LP来说，在下一只基金启动的时候，我上一只基金的资金就能够回笼了，这是良好的正向循环。现在的市场环境下，大家没有负担的出资形式，考验的是管理人否有高效资金管理水平，资金快速循环，形成复利效用，高效率快速给到LP回报。

赵现明：我的判断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或者国企是政府基金的主要出资人或者占比很高，如果你拿的是非一线城市政府出资，就会面临很大的投资本地项目或者招商引资压力，我觉得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传统我投一个项目，等着他退出，赚十倍、五倍覆盖那些项目的商业模式，就要重新调整，第一个政府等不了那么久。

第二点是要很快见到招商引资的落地，在这个情况下，管理人要下沉，不仅仅是挖掘项目本身的作用，更多要帮助企业在当地解决很多问题，我们在海南看到原来在一些大机构做的投资人，他自己独立出来以后设立的所谓准黑马管理人，他真的拿了海南的钱，帮助被投资企业解决很多的问题，这跟原来在大机构上投完一个项目不管了，跟这样的模式差很远，也看到他们付出了很多。正是在LP变化环境下，会给小的管理人或者初创管理人提供机会，因为那些老牌机构，很多时候他是体系化运作，本身企业落地的能力并不是那么强，如果环境持续这样，这些小机构是有机会的。

郑温雅：我个人认为对政策研判，手中掌握项目的多元化，对投资行业的专业化、退出能力。